（中央社記者丘德真雪梨7日專電）雪梨科技大學（UTS）法律系副教授霍斯向中央社指出，因應國際社會日益提防中資企業可能構成國安隱患，中資企業開始採取新的對抗模式：利用世界銀行等仲裁機制挑戰外國政府因為國安理由阻擋中資企業。

中資嵐橋集團董事長葉成（Ye Cheng）4月底向世界銀行（World Bank Group）國際解決投資爭端中心（ICSID）聲請仲裁程序，試圖阻止澳洲政府收回該公司的達爾文港經營權；消息傳出後，達爾文港經營權爭議再度激起國際輿論關注。

澳洲北領地政府於2015年10月與嵐橋集團簽署協議，將達爾文港碼頭及周邊設施租賃給嵐橋集團99年。由於港口經營權落在中資企業手中，輿論關注澳洲是否形同門戶洞開；同時，達爾文港正是美國於澳洲部署的輪駐部隊駐點；再加上，中國政府一度介入有關爭議，例如2025年5月中國駐澳大使肖千公開批評澳洲收回達爾文港的計劃；故此，中資經營達爾文港的問題持續成為爭議焦點。

霍斯（Colin Hawes）今天透過電郵回應中央社提問時指出，嵐橋集團挑戰澳洲政府收回達爾文港的做法，反映出中資開始採取一種新的對抗模式，以便反制外國的國安措施。

霍斯解釋，目前只有少數可供企業直接挑戰外國政府決策的國際仲裁機制，世界銀行的ICSID則是其中之一。

除了嵐橋集團控告澳洲政府的案件之外，他認為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瑞典政府亦於2020年，基於維護國安理由禁止中資企業華為和中興參與該國的5G業務；對此，華為遂於2022年向ICSID聲請仲裁，要求瑞典政府賠償5億6900萬美元（約新台幣179億元）。

霍斯提醒，華為針對瑞典提出的訴訟目前仍在進行中；一旦華為勝訴的話，將會成為判例，日後更多中資企業可能提出類似訴訟。

澳洲非營利媒體The Conversation前天（5日）刊登霍斯的投書，標題為「中資企業與外國政府糾紛日益增加；並不只有達爾文港事件」（Chinese companies are increasingly taking on foreign governments. It’s not just the Port of Darwin）；文意提到，隨著不只一間中資企業向ICSID聲請仲裁，反映出中資已採取一種新的反制模式，以應對外國政府的國安措施；外國政府亦可能會顧慮到以國安理由阻擋中資可能涉及的財務負擔。

前澳洲國防部情報分析官、目前為奧斯托亞安全顧問公司（Ostoya Consulting）總經理亞柏拉莫維茲（Victor Abramowicz）昨天（6日）透過電郵回應中央社提問時指出，就商業角度而言，達爾文港替嵐橋集團帶來的利潤甚微；故此，亞柏拉莫維茲認為：「除了商業動機外，葉成提出訴訟背後或涉及政治因素。」

亞柏拉莫維茲認為，要解決達爾文港經營權爭議，澳洲難免要向嵐橋集團支付賠償費用。他相信，澳洲可能會提出一個讓嵐橋集團獲利的解除協議金額，以便讓中國顧全顏面；或者，即使是直接強制徵用和收購港口，澳洲政府同樣需要依法給予賠償。他擔心，澳洲納稅人「將會是唯一的輸家」。

澳洲公廣媒體ABC於1日報導，澳洲要收回達爾文港經營權，已是朝野共識。澳洲總理艾班尼斯（Anthony Albanese）在2025年大選時就承諾，他將會迫使中國經營者讓售達爾文港經營權，並指這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措施。而在野自由黨（Liberal）國防事務發言人派特森（James Paterson）則指出，艾班尼斯必須履行承諾，讓達爾文港恢復由澳洲國家主權控制。（編輯：陳承功）115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