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台中10日綜合外電報導）「日經亞洲」（Nikkei Asia）今天報導，日本與台灣都面臨在供應鏈上削減中國主導力量及成本優勢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日台雙方在無人機領域的合作正逐步萌芽。

報導指出，日本正在推動強化區域安全夥伴關係，並放寬實施數十年的武器出口限制；台灣則積極尋求提升供應鏈合作機會。而中國大規模擴張軍力及制定出口管制措施，讓日台這類行動更加迫切。

台灣智庫「台灣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DSET）政策分析師鄧閎元表示：「中國最近對日本實施（軍民）兩用物項的出口管制，包括對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等大型企業設限，可能會考驗日本的無人機開發，尤其是電池和馬達等依賴中國稀土的零組件。」

目前日台無人機合作主要由產業界推動，DSET分析，自2020年以來，雙方企業、產業團體、研究機構及其他相關方面已簽署15項協議。

簽署方包括由台灣經濟部成立的「台灣卓越無人機海外商機聯盟」、台灣工研院，以及日本兩大無人機聯盟─「日本無人機產業振興協會（JUIDA）」與「日本無人機聯盟（JDC）」。重點領域則涵蓋供應鏈與技術開發、防災、緊急應變、自主飛行測試及應用部署。

嘉義「新樂飛無人機」（7A Drones）及日本合作夥伴簽署了其中兩份最新協議。一份是與AlterSky合作開發大型物流無人機；另一份則是與Autonomy HD合作整合台日無人機產業供應鏈，並開發下一代自主無人機。

日本是繼美國之後，台灣最重要的安全和政治夥伴。過去一年來，台灣外交部長林佳龍與行政院長卓榮泰均曾以私人行程訪日，是目前已知自1972年斷交以來首見。

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國會表示，如果「台灣有事」（發生緊急狀況）伴隨對方使用武力的情況，有可能構成安全保障法制中，日本能夠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存立危機事態），這引發了與北京的重大爭端。

儘管如此，鄧閎元引用日本海關統計數據指出，中國迄今仍是日本民用無人機市場最主要的供應國。光是去年，日本就從中國進口12萬4936架無人機，占日本市場分額9成以上。

日本經濟產業省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並增強供應鏈的韌性，去年9月宣布一項計畫，目標是在2030年底前生產8萬架日本製造的無人機。該計畫強調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在馬達、電池、通訊模組、飛行控制器等關鍵零組件方面展開合作。

鄧閎元告訴日經亞洲：「在這個脈絡下，台灣在烏克蘭及東歐展現出的無人機馬達及電池可靠性與生產實力，加上台灣在『非紅』供應鏈中的成本競爭力，使其成為合適合作夥伴，可幫助日本確保自製無人機的關鍵零組件供應穩定。」

東京智庫「笹川和平基金會」（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SPF）戰略與威懾小組主任山本勝也（Katsuya Yamamoto）也說，日本與台灣的民用無人機應用都出現顯著成長。

他相信日台民間企業之間迅速深化合作的潛力龐大，同時強調，這種合作將從民間層面而非政府層級開始，並預期最終也可能開啟通往「兩用領域」合作之路。

但在那之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DSET估計，去年台灣僅向日本出口45架無人機，而日本只向台灣出口3架。另一方面，台灣則向波蘭、捷克和美國等國出貨超過12萬架無人機。

鄧閎元解釋道，台灣現行無人機合作模式通常包括：向中東歐出口低成本小型無人機，以支持烏克蘭對抗俄羅斯；向歐洲和美國出口零組件，以取代中國產品；參與美國聯邦和地方政府的無人機招標；與外國公司合作，競標台灣政府的採購案。

他表示，這些夥伴國已具備一定程度的生產能力、採購規模和技術生態系統，然而，日本無人機產業因大規模生產能力長期落後、尚未建立起大規模產業生態系統等因素，使得台企很難在日本找到合適的技術合作、零組件供應、共同參與政府標案的夥伴。

另一方面，針對日本近期鬆綁武器出口限制，山本勝也認為，短期內不會直接促成日台在武器或防衛裝備領域合作的深化，因為敲定類似日本分別與英國、澳洲、菲律賓達成的協議，仍需要時間。

不過，一名外國國防產業高階領袖匿名告訴日經亞洲，日本國防出口政策的巨大轉變應該會逐漸影響台灣，未來可能會看到可用於軍民兩用平台的子系統提供給台灣國防工業，但日本極不可能提供船艦或飛機給台灣武裝部隊。

至於無人機系統方面，他則認為，日台雙方可能傾向透過非政府組織（NGO）與產業協會來推動合作，而非政府對政府的直接交涉。（編譯：楊昭彥）115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