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省思文革回憶反思只為給後人留下紀錄（中央社記者呂佳蓉台北17日電）1966年的夏天，學校裡的大聲公傳來毛澤東下達的指示，「全國停課、鬧革命！」當時是初二生的丁學良聽得懂停課的意思，但是不懂鬧革命。文革60年來，他以畢生投入研究這場革命，回憶與反思，書寫與教學，只為給後人留下紀錄。

丁學良是中國知名政治社會學家、香港科技大學榮休教授，他曾是第一代熱情的紅衛兵，也為此上山下鄉過，改革開放後他前往西方留學，曾是哈佛大學教授、傑出的中國問題專家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文革課堂助教，之後丁學良也在世界各地講授文革課。

●親歷者都有自己的經歷 文革不能簡單概括

文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有論者從中共高層的政治權力鬥爭解釋，也有人從事件本身談起，如反對黨內走資派、動員紅衛兵、林彪事件…但對丁學良而言，每個人都有一個文革，他在文革60週年前夕接受中央社訪問時說，「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自己所經歷的文革都跟別人不一樣，都有自己的文革經驗」。

「因此，任何人都不能把文化大革命做簡單的概括」，丁學良說，文革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見的，與以往的政治運動概念不同。

丁學良自評自己不僅僅是第一代的普通紅衛兵，還是紅衛兵裡最激進、也最真誠的。在文革爆發初期，他是一名13歲滿懷理想熱情的青少年，1966年6月23日下午，學校接到上級通知，從今天起，全國停課鬧革命。他說，「停課在技術上容易理解，孩子很開心，但鬧革命是什麼，我們不知道，但我們很開心不上課。」

1949年以後，中國幾乎每一年都在革命，三反五反、反右運動、大躍進之後造成大饑荒…而文革的史無前例處，是由執政的共產黨最高領袖對自己建立的官僚體系發動革命。丁學良說，因為在革命洪流中，「我們始終在革命，然而這個革命是什麼回事，一點都不知道」。

當時沒有其他媒介，紅衛兵們首先學習著中共的「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與紅期雜誌）探索怎麼鬧革命，一同「破四舊」、「打老虎」，並藉由著大串聯到大城市取經學習革命經驗。

有一次，學校的紅衛兵們舉著毛澤東頭像的旗幟，上寫著「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標語，一行人步行到安徽水東，破壞當地一座古老的天主教堂，他們把教堂內古老的畫作剷除，噴上毛語錄與革命畫像。60年後，丁學良向記者回想起這些過往，他深感後悔與悲哀，同時也慶幸在文革起初的「破四舊」期間沒有參與太多。

當北京鼓動起天翻地覆的文革「紅八月」（1966年）前後，受到毛澤東與「造反有理」的感召，丁學良投身革命事業，與其他紅衛兵們學習「紅軍步行兩萬五千里」的精神，組織串聯隊「惲蕭戰校長征隊」，從安徽宣城徒步前往蕪湖、南京，看大字報、學習如何組織辯論、印傳單、辦戰報。這是他革命初始的起點。

●革命浪潮席捲全中國 批鬥報復社會失序

革命的浪潮席捲全中國，丁學良將革命經驗帶回宣城，在宣城中學建立「八一八暴動團」，開始鬥階級成分有問題的老師、鬥有黑歷史的校長，並抓起宣傳工作印製革命傳單「八一八戰報」。

擊敗黨內「活老虎」，即走資派、幹部與當權派，丁學良也不遺餘力。丁學良是安徽人，他曾到合肥參與、觀摩批鬥當時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中共創始人之一李大釗的兒子李葆華。

在那次批鬥會上，當被批鬥的李葆華被押送上台，觀眾的情緒被激起，現場除了朗誦「毛主席語錄」，為了要提升批判水準，還要連結馬克思與列寧思想，接著一一將李葆華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揭發。

然而，就在那次萬人批鬥會上的後台，丁學良憶及，一位50多歲的人告訴他們要對李葆華手下留情，因為當時安徽大饑荒死了很多人，李葆華被中央調來做了一些好事，否則會死更多人。丁學良說，聽到此事，當時的他受到很大刺激，也明白了革命當中的「區別對待」。

之後，文革從校園擴散至社會，學生、工人、幹部自組組織，社會被割裂成相互報復的世界。受到江青多次講紅衛兵造反派「一定要想盡辦法武裝起來」的影響，社會失控無序地出現武鬥、搶槍，甚至要出動軍隊介入文革，控制失序的社會。

回憶起文革種種，丁學良說，這是1949年以後，中國民間普通人第一次能夠批判掌握權力的人，把當地的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揪出來，進行肉體上的迫害、掛上牌子。

●毛澤東理想過頭 民怨藉文革洩憤

丁學良評價毛澤東是一名理想主義者，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都是因為太過理想，文革之所以會搞起來，是因為毛討厭當時的世界，包含美國西方與蘇聯，也對中國的劉少奇路線不滿意。1964年四清運動後，毛認為共產黨再不整治，只會越來越走向資本主義，因此開啟了文革。

但他分析，文革一開始，很得中國老百姓的擁護，普通老百姓對上層政治不了解，看到的是平常治理他們的基層幹部殘暴，老百姓實際上受不了，從1949年到1967年農村死了很多人，大饑荒更是死了幾千萬人，於是文革就成為了民眾宣洩的機會。

「當然，之後才知道毛澤東利用老百姓，但不管怎樣，1966年底普通老百姓有了一次講真話的機會，控訴官員對他們的破壞」，丁學良說。

1966年底，中國民眾第一次能將累積的怨氣爆發出來，他認為現在會有懷念文革的原因，很可能是當時文革讓基層百姓有機會表達自身的觀點，當時能夠打倒劉少奇、在全國串聯，現在這些在中國都是不可能的事。

文革經歷了10年半，過程中，捲入文革的人數史無前例，當時的中國人口約在8億左右。毛澤東藉由大喇叭系統，讓他的傳達指示不過夜，在大中城市通過「兩報一刊」傳遞，一個信念系統的建立，影響到中國的每個民眾。

丁對文革產生懷疑，是源於自身的經歷。1968年紅衛兵受到了諸多壓力，成為被批評的對象，丁學良回憶，「當時小青年就在反思問題，思考是不是被利用得差不多了，要來開始對付我們？」果然，1968年底，毛澤東號令上山下鄉，將紅衛兵們下放到農村去。

●從死人堆裡走出來 反思留下文字盼後人知

經歷過文革的恐怖，丁學良說，他試圖要跟年輕一代的人講，文革對他本身是「一段了不起的成就」，他永遠感謝有文革的機會，因為這讓他經歷過最殘酷的政治鬥爭，並且能熬過去，往後的日子裡不管遇到什麼政治波動，他會將之與文革相比，並告訴自己：「這些比文革還差得遠了」。

「老革命講『我們是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的』，中國的政治鬥爭非常殘酷，經歷過10年文革，可以說『我們是從死人堆裡走出來的』」，身邊有多少人被打死，身邊有多少青年丟掉性命，雖然比不上中共最早那些打仗的人從死人堆裡爬出來，丁學良說道，「但是我本人是從死人堆裡走出來的」。

上山下鄉時，受到最大迫害的人恐怕是女知青。丁學良憶起，他後來到上海讀書，碰到當年的女知青，一提到東北、雲南的農村經驗，她們就會哭，但是她們不會講受到什麼侵害，之後他知道不能提這些事，因為一提場面馬上崩潰。

至今仍未有女知青在上山下鄉期間被侵犯的具體數據，然而女知青被侵害的事件在60年後仍是文革研究中亟待探討的主題之一。丁學良痛苦地說，如果所有可怕的事情都沒有證據，這些事情最後就不會被人知道。

文革過去數十年，丁學良從未停止探索文革的步伐。他在疫情期間反覆看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書，李維是義大利國寶級作家，他是一名猶太人，經歷過納粹集中營的苦難，索忍尼辛則經歷過蘇聯勞改營。丁學良視這兩人為榜樣。

丁學良說，李維把自身的經歷寫出來後，還是從自己被納粹逮捕的自家樓3樓跳樓自殺，因為他忍受不了；蘇聯的索忍尼辛曾講，「我不是在為自己講話，是為那些在西伯利亞凍土下永遠沒有機會發出聲音的難友們講話」，丁學良哽咽說道，「我活下來了，我要把這些難友們不能講的東西講出來」。

「文革的時候我們的神是毛澤東，等到文革破滅後，信甚麼呢？這是世界上最殘酷的現實。」他每天在撰寫回憶錄，表示他最大的願望是能夠將反思留下文字或影像，讓所有的年輕人不會從零開始去了解，承受這些苦難代價太大，但是年輕人可以從親歷者走到的點往下走。

丁學良感慨，從2008年到2015年有很多人出來檢討文革，因為知道這不能夠再重覆。因此，他要寫下來，「你可以同意我，也可以不同意我，但是你們（年輕人）會知道」。

附記：本文的採訪依據丁學良口述，未經丁學良本人校訂。（編輯：朱建陵）115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