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記者施婉清台北10日電）國際社會時而將中東衝突與伊斯蘭畫上等號。定居在台灣的中東伊斯蘭文化研究學者指出，戰爭及極端組織的形成多與歷史背景、社會結構及政治利益問題有關，而非源於伊斯蘭本身。

學者也呼籲，伊斯蘭世界應在多元民族、不同政治體制與複雜國家利益考量之間，找出合作機制。

以色列與伊朗8日再度交火，重新點燃中東戰火。土耳其籍伊斯蘭文化研究學者初雅士（Osman Çubuk）近日接受中央社訪問，從伊斯蘭文化角度，談及當前以色列與伊朗的對峙局勢，以及對伊斯蘭世界未來發展的看法。

初雅士早年在埃及就讀中東世界最古老的艾資哈爾大學（Azhar University），並至台灣取得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專精宗教學；現為台灣伊斯蘭研究學會常務理事、台灣大學外文系兼任助理教授，教授阿拉伯語、土耳其語，以及伊斯蘭歷史與文化課程。

初雅士認為，以伊這場衝突再次突顯中東地區長期存在的權力競逐與安全困境。雖然衝突經常被冠上宗教色彩，但實際上背後牽扯更多的是國家利益、地緣政治、安全戰略以及歷史等多重層面。

「很多人習慣把中東問題解釋成宗教問題，但實際上，政治因素更是關鍵。」初雅士語重心長地說道。

●伊斯蘭提倡和平人類政治與利益造成衝突

初雅士強調，如要真正理解伊斯蘭與中東議題，應回到歷史、政治與社會脈絡，而非以宗教標籤來簡化複雜的國際衝突。「伊斯蘭本質上是一個提倡和平的宗教，真正造成衝突的，是人類的政治與利益。」

初雅士也以俄烏戰爭為例，說明衝突並非伊斯蘭世界獨有。「當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個東正教國家互相打仗時，我們不會說東正教是好戰的宗教；同樣地，將部分衝突歸咎於伊斯蘭並不恰當。」

初雅士補充說明，每當一個地區經歷戰爭後，往往會出現激進團體。激進團體形成原因錯綜複雜，包括戰爭創傷、社會邊緣化、失業問題，甚至外部勢力介入。尤其戰爭期間被關押或受迫害者在衝突結束後，容易因報復心理而集結成組織。此外，部分大國也可能基於地緣政治考量，向這些激進團體提供資金或武器，使他們更加壯大。

初雅士指出，這些激進組織常利用伊斯蘭之名，但其行為如暴力攻擊、斬首、侵犯人權等，實際上皆非伊斯蘭教義。初雅士說：「一般正常的穆斯林不會這樣做，這些行為無一不在破壞伊斯蘭的形象。」

針對有些國家以宗教之名強制規範民眾行為，初雅士同樣也提出批評。他認為這將導致信仰流於形式甚至虛偽。「宗教應是個人與真主之間的自願關係，不應透過國家力量強迫實踐。」

●穆斯林世界當前挑戰找出合作機制與共識可能性

在這位長年研究伊斯蘭文化的學者眼中，當代穆斯林世界最大的挑戰，不只是如何面對外部衝突，更在於如何在多元民族、不同政治體制與複雜國家利益之間，找到合作與共識的可能性。

初雅士指出，伊斯蘭歷史上確實存在政教合一傳統，例如在先知「穆罕默德」（Muḥammad）及後續「哈里發」（Caliph，伊斯蘭教最高宗教與政治領袖的稱謂）時期。

但初雅士隨即強調，當代不應僅將此簡化為「支持或反對」政教合一的二分法。

「伊斯蘭更重視的是領導者本身的條件，例如是否具備能力、公平正義、是否關懷人民，而不是特定的政體形式。」初雅士說。

初雅士並分析，當代穆斯林世界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在於缺乏具有實質影響力的跨國整合機制。儘管目前存在伊斯蘭合作組織（OIC）等國際平台，但在政治、安全與經濟層面，各國利益與立場差異極大，往往難以形成共同政策。

在他看來，類似歷史上哈里發制度，或當今天主教梵蒂岡教宗這樣一個全球統一領導架構，目前幾乎不可能實現。

「現實上，不同國家很難接受由其他國家主導。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優先考量。」初雅士說。從土耳其、埃及、沙烏地阿拉伯到伊朗，各自擁有不同的歷史地位、民族認同與地緣戰略需求，使得「穆斯林世界」在更多時候，是一種文化與宗教共同體，而非真正統一的政治集團。

不過，他認為穆斯林國家仍有可能朝向類似歐盟的合作模式發展，例如加強經濟整合、推動教育與文化交流、擴大區域免簽制度與共同市場機制。相較於追求單一領導者，建立更有效率的合作平台或許更具可行性。

「團結或許是一種理想，但真正重要的是建立可互信的合作機制。」初雅士說。面對快速變動的國際局勢，或許這才是穆斯林世界未來能否發揮更大影響力的關鍵。（編輯：田瑞華）115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