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記者楊堯茹台北15日電）故總統李登輝年輕時從共產黨員變成國民黨員，最後被尊稱為「台灣民主之父」。胡佛研究所學者林孝庭接受中央社專訪時表示，李登輝一生都在思考「我究竟是誰？」不變的是「台灣的本土認同」；中華民國在李登輝手上被重新定義，至今仍深刻影響中華民國的政治格局。

今年適逢台灣總統直選30週年，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暨胡佛檔案館東亞部主任林孝庭推出新書「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透過台灣首位民選總統李登輝的人生經歷，重構台灣民主化進程這段重要歷史。

出身日治時期仕紳的李登輝因對國民黨失望而加入共產黨，又「聽勸」加入國民黨，企圖從體制內改革；之後受到故總統蔣經國拔擢重用，任命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台北市長、台灣省主席、副總統，於1988年初接任總統，延續蔣經國路線，但執政晚期拋出「兩國論」而被扣上「台獨」帽子，最後因推動總統直選以及和平轉移政權而有「台灣民主之父」的歷史定位。

對於李登輝政治立場的演變，林孝庭接受中央社專訪時指出，李登輝一生都在問「我究竟是誰」，面對諸多議題，隨著歷史的演進也展現出不同的說法與立場；但有些東西是他一生不會改變的，那就是「台灣的本土認同」。

林孝庭進一步說明，加入共產黨是李登輝一生中唯一一次短暫跳出體制、想要去對抗與挑戰體制的人生經歷，絕大多數時間，即便他對黨國體制多所不滿，也都不曾真正想要成為一名革命家，而是選擇了與獻身台獨或黨外運動的許多台籍菁英一條不同的歷史軌道。回顧李登輝曲折一生，使用任何單一標籤來描述他，都將流於片面武斷，有失客觀。

林孝庭強調，李登輝未必想要終結中華民國，但不可否認的是，中華民國在他手上被重新定義與形塑，他所留下來的許多遺緒，至今仍影響著中華民國的政治格局。

李登輝1988年初接任總統時，延續蔣經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論述，當時冷戰逐漸走向終結，台灣有經濟發展與民主改革的戰略優勢，加上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受到國際孤立，李登輝以學者的理想性與固執，認定推動兩岸關係與拓展國際外交空間兩者應當並行不悖，後來意識到中共內部派系鬥爭複雜，他的心態逐漸抽離，轉變成「（台灣）管好自己就好」，1996年總統直選之後，對改善兩岸關係更顯得意興闌珊。

林孝庭提到， 李登輝1999年推出的「兩國論」以及其他處於模糊地帶的外交作為，包括與俄國及白俄羅斯談判軍購、與北韓交涉情報合作等等，是當時美中聯手將一中框架加諸台灣的不利態勢之下，設法替台灣爭取更大外交自主空間的一種反制措施，「兩國論」是要告訴全世界，「在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不想再代表中國大陸了，只想管好台澎金馬」。回顧歷史，台灣經歷1995-96台海危機，在對岸文攻武嚇以及美國柯林頓第二任政府對台施壓之下，李登輝處在國家元首的位置上，無法不提出反擊，與對岸進行必要的切割。

回顧1995年到1996年之間的台海危機，林孝庭強調，這場危機無疑在情感與現實層面深化了全台灣上下作為「生命共同體」的集體意識，讓1949年以來盤旋於台灣上空「中國－台灣」等於「中央－地方」的政治二元隱喻，急遽轉變為「中國－台灣」等於「敵國－我國」的新概念，當權力的來源由歷史法統轉向選票，當統治的正當性不再憑藉「代表中國」而是來自「被台灣人民所選擇」，兩岸之間原有的位階關係便難以維持，邊界感就此確立。

觀察當前美中台局勢，林孝庭說，李登輝時代的台灣擁有充沛經貿實力、六年國建計畫大餅作為爭取國際空間的誘餌，轉化成為台灣的外交利器，甚至一時鬆動歐洲共同體內部向來對台政策團結一致的立場。而1990年代晚期李登輝提出兩國論、分散台灣軍購來源，不時設法「刺痛美國一下」，凸顯台灣當時仍有底氣做出一些自主選擇。如今中國崛起，開始能與美國相抗衡，處在美中兩強之間的台灣，對外可操作空間已遭嚴重壓縮，難以再回到李登輝主政時代的狀況。

繼「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與「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兩本著作後，林孝庭新作「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將於22日上市。（編輯：蘇龍麒）1150715